要相信，人人逃脫不了歷史的審判

　　【要相信，人人逃脫不了歷史的審判】

　　重構信任，我們才能獲得幸福

　　【訪談對象】周瑞金 著名社會評論家、知名學者

　　【主持人】鄧媛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維穩舊思維影響政府公信力

　　《國際先驅導報》：我們看到社會上有很多關于“信任”的話題出現，比如老百姓可能不相信公安機關的某次調查結果。您怎么看?

　　周瑞金：這些案例反映了官民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有深層次的原因。綜觀農村目前的群體性事件，和土地拆遷的問題聯系在一起，多數是有關的。土地拆遷引起的矛盾，農民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地方政府發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農民維護自己權利的方式當作影響穩定，于是又從維穩的角度去處理問題，不善于正確處理這種關系，反映了我們維穩的思路比較片面。

　　這兩年我們基層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原因有很多，客觀的原因、主觀的原因，以及在處理老百姓利益問題上的政策有實際的困難。我覺得上級領導起到比較關心的作用時情況會好一些，但是上級領導不出來時，基層政府和老百姓的對立就比較明顯，很多事情很難解決。比如，錢云會事件，從目前掌握的證據來看，被謀殺的可能性比較低，但是要說是普通的交通肇事，很多人又難以相信。我認為當地公權力介入時要注意，不要把很多知情人隔離起來。怎么做讓老百姓覺得比較公正?這里有方式方法的問題。

　　總體上看，目前爆發的群體性事件，一是涉及到土地和拆遷的農民權利的維護問題;另一個我們的維穩的思維邏輯和農民維權的邏輯發生沖突，顯示出什么叫穩定，農民有意見不能當作不穩定，要正確處理，調整維穩的思路。公信力問題涉及到這兩個根本問題。

　　Q：提到基層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有實際的困難，這主要指的是什么?

　　A：具體的困難主要因為和老百姓的關系，基層政府一般處在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第一線，和老百姓的沖突會經常發生，小事情也會變成大事情。基層干部也很累、很辛苦，面對的是直接的群眾。不像上層領導隔了一層，相對好處理一些，所以基層一般發生和老百姓的矛盾時，特別需要上級領導及時介入。一方面能夠指導基層干部如何正確對待，同時也能夠全面看到問題所在，能夠介入解決一些問題。再回到浙江樂清村長之死這個案例上，村長被碾死事件直接和“征地”有關。建廠的征地補償夠不夠?如果存在問題，那么政府要承擔責任，上級領導需要緩解村民情緒，指導鄉村一級的干部解決問題、維護農民的基本利益。

　　Q：公信力下降，是否到了一個比較危險的階段?

　　A：從目前來看，我覺得現有的沖突主要是內部矛盾，處理利益關系調整上的問題。群體性事件，爭利不爭權。大部分是利益引起，維護自己權益。中央提出要善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我們在市場經濟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在城鎮化的過程中，必然部分農村土地涉及到征用，農民被征地后被補償多少合適，這些問題上需要有法制的規定。

　　現在舊的拆遷法被批評很多，但新的拆遷法遲遲沒有出臺。這說明問題很復雜。農民維權不僅是土地拆遷，還涉及到陵權、礦權和當地老百姓的關系、環境污染問題等。

　　市場競爭焦慮讓人與人疏離

　　Q：除了官民之間的信任，其實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目前也普遍缺乏信任，比如為爭房產，親人之間也能反目成仇;去醫院看病，患者不相信醫生等。

　　A：公民之間的關系反映了我們面臨的社會轉型期的一個問題：市場競爭的焦慮。市場競爭引起的焦慮彌漫在這個社會。以前階級斗爭時，通過政治運動來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改革開放后不搞政治運動了，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了，個人要有上升的通道需要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于是，每個人都想爭到自己的利益，很短視，別人獲得的自己沒獲得，就會有焦慮感和失落感，容易在眼前利益爭奪下，互相不信任。

　　由此出發，又產生弱勢群體和強勢群體——也就是與特殊利益集團的對立情緒，進一步產生仇官、仇富情緒。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加以疏導，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規范，要從物質主義、享受主義和金錢至上的思想中解脫出來，更多關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關懷，把公民的精神層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際關系在社會轉型期間，總會有一個調節的過程。所以這里面需要有一個社會基層的自治，社會的問題交給社會自己治理。公民之間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監督，要形成公民社會的規則。

　　Q：從精神層面上而言，信任缺失的后果是什么?

　　A：現在精神病患者越來越多，人們的信任感低，失落感增多，就是說即使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人和人比還是會有失落、幸福感比較低，缺少滿足感。人對物質的追求需要滿足感，對人與人競爭結果的公平性感到不滿。這種情緒是在競爭中人的本性都可能有的。需要我們社會加以引導和疏導，正確的社會管理。政府適當管理，有一個仲裁的機構滿足人們對公平的調節。

　　總之，我們需要從法制、建立公民社會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構信任，獲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