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垃圾治理主體缺失，“誰污染、誰治理”的環保原則在外賣垃圾處理過程中無法得到落實，讓整個社會背負著這個新興行業發展所帶來的環保代價。
騎著電動車穿梭在北京國貿CBD的寫字樓和居住區之間，是18歲外賣員吳小天(化名)從早上6點到夜里12點的工作狀態。當他回到在附近的住處時，通常是第二天的凌晨。
生意好的話，一天下來他可以派送60多份外賣訂單，即使普通的一天也有30多份。他這樣的忙碌狀態，并不因為最近一場外賣垃圾輿論風暴而受到影響。
2017年9月初，國內幾大外賣平臺因為外賣垃圾問題被環保組織告上法庭，而隨著《外賣背后的生態浩劫》《外賣，正在毀滅我們的下一代》《那些被你扔掉的，總有一天會還給你》等一篇篇網文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一場對外賣垃圾是否為造成白色污染罪魁禍首的是非爭論也持續進行。
“一份外賣里有主食餐盒、菜餐盒、湯盒三種餐盒和一個塑料袋，一份訂單一般都有三個餐盒和一個塑料袋。”吳小天說。
據美團外賣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美團外賣日接單量達1200萬份。如果每份訂單消耗1個塑料袋和1個餐盒，則意味著每日約有2400萬個塑料制品被消耗。
如果每份訂單消耗1個塑料袋3個餐盒，每日被消耗的塑料制品是4800萬個，而這僅僅是美團外賣一個平臺每天產生的外賣垃圾量。
雖然目前對于外賣餐盒使用量尚未有權威數據，但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隨著外賣行業幾何級的發展，外賣垃圾已是社會關注的問題。
民主與法制社記者采訪發現，由于餐盒具有油污等原因，在資源再利用方面面臨回收難、成本高、利用率低等多方面問題，在垃圾源頭減量方面，一些商家為了追求品牌效應而過度包裝，也導致無法在源頭實現減量化。
與此同時，外賣垃圾治理主體缺失，“誰污染、誰治理”的環保原則在外賣垃圾處理過程中無法得到落實，也讓整個社會背負著這個新興行業發展所帶來的環保代價。
增量迅速
對于目前外賣產生的塑料制品數量，雖然目前沒有全面而權威的數據，但從一些分析統計報告中可窺見一斑。
據《中國塑料制品行業產銷需求與投資預測分析報告》數據顯示，2017年1—5月我國塑料制品累計產量3047萬噸，累計增長3.8%。而塑料制品的增長與外賣等新興行業的興起、發展密不可分。
艾媒咨詢統計，2016年在線訂餐用戶規模達2.56億，按照每人每天訂購一份外賣計算，其中至少分別產生2.56億個餐盒和塑料袋，使用過后，每個被廢棄的塑料餐盒和塑料袋的降解至少需要幾百年。
媒體普遍報道關于中國最大的三家外賣平臺的日訂單2000萬單左右，按照每單外賣用1個塑料袋，每個塑料袋0.06平方米計算，每天所用的塑料袋可覆蓋42萬平方米，相當于59個足球場，大約15天即可覆蓋一個西湖。
除了包裝所用的塑料袋外，目前餐飲外賣常用的塑料餐盒帶來的環保問題更為引人注目，一家公益環保組織采集的100個訂單樣本測算，平均每單要消耗3.27個塑料餐盒或杯子。按照上述數據估算，外賣平臺一天消耗的塑料制品要超過6000萬個。
面對公眾對外賣垃圾的關注與質疑，2017年9月19日，外賣平臺“餓了么”聯合中國食品科學技術學會在北京召開了一場圍繞外賣食品包裝安全與環保問題研討會，這被視為外賣企業首次對輿論風暴的回應。 參會的北京市馬家樓垃圾分選轉運站站長劉凱介紹，源頭垃圾都是混合包裝，塑料膜、塑料餐盒等都是通過在分類中心通過滾筒篩和風篩系統被分類出來，運往下游回收公司進行再處理。
他表示，近幾年主觀感受塑料類垃圾總量是提升的。塑料瓶和塑料餐盒每天的分揀量在3—4噸。
會上，中國塑料加工工業協會綜合業務部高工周黎麗介紹，一次性餐具中，塑料制品所占比重較大。中國目前一次性餐具塑料總量，在世界范圍內，屬于較大的消費群體。但實際上如果人均算下來，我們還并不是消耗最大的，美國應該是消耗最大的。
民間環保組織“自然大學”環保研究員陳立雯長期關注垃圾問題。她告訴民主與法制社記者，她曾到北京朝陽區麥子店街道的棗營北里垃圾樓調查發現，過去3年里，因為外賣和快遞包裝垃圾的增加，垃圾樓的垃圾量增加了近三分之一。
民主與法制記者走訪了多個北京市區內的垃圾轉運站，多名工作人員都告訴記者，外賣垃圾近年增量明顯，占的比重也越來越大，并且增長迅速。
困局難解
在9月19日的研討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孫寶國表示，外賣行業正在成為中國食品產業發展最快的板塊，但外賣行業的快速發展也帶來了不少問題，外賣食品的包裝安全以及環保問題成為目前最受關注的話題。 就外賣包裝安全而言，經過多年治理整頓，食品包裝行業正在逐步走向正軌，劣質包裝生產企業被逐步淘汰，正規企業登上舞臺，食品包裝安全未來會越來越樂觀。
但外賣的環保問題卻是很難解決的，因為針對外賣行業的環保問題不僅涉及包裝產品的問題，還有餐飲企業的問題、消費者的問題，以及外賣平臺和政府部門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共治。但社會共治這個格局還沒有形成，在很多方面都有缺失。
近些年來，因為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帶動了更多一次性產品、塑料袋和各種塑料包裝的消費，外賣、網購等帶來的各種包裝問題，使得垃圾量直線上升。
陳立雯觀察發現，過去幾十年，社會在垃圾處理政策上一直延續混合垃圾處理的模式，整個過程使得垃圾的產生和處理出現了假象，看似也不影響人們的生活，于是這讓垃圾產生者產生一種錯覺，認為消費產生的垃圾與我們并沒有多大影響，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如今，外賣垃圾的產生也延續了這一傳統。 “我們投放到垃圾桶里的垃圾每天被清運走了，其收運和處理過程中付出的環境代價，以及對我們的健康影響，一直未被真正呈現出來。”陳立雯說。
陳立雯表示，垃圾混合填埋或者焚燒不會獨善其身，有專門的垃圾收運和處理系統，每筆外賣產生的垃圾都會加重垃圾混合處理過程中的環境污染。
對于如何處理這些海量的外賣垃圾，不少觀點認為應該回收再利用，或用更環保的材料替代，或利用外賣垃圾煉油進行資源再回收。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在接受民主與法制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傳統外賣餐盒多采用聚丙烯、聚苯乙烯等材料制成，其強度、耐熱性、穩定性高，且成本低廉，因此受到商家青睞。如果換成別的材料，不僅成本高，而且也不一定環保。
劉建國舉例：比如利用可降解材料替代，只能是部分可降解，主體還是不可降解的塑料，而為了讓餐盒可降解，往往還需要加進去更多其他材料，使得重量更重了，最后同樣需要進入垃圾處理系統，這樣不但增加了收集處理的成本，而且還可能造成次生污染。而要完全替代，則成本更高，一般企業和消費者都不能承受。
而對于回收再利用，劉建國稱這也不現實，因為在回收過程中不僅要耗費大量的水電對餐具原有的油污進行清洗，消費者也不接受這種“別人用過的餐具”。
對于不少人提出，回收以后可以再加工成新的塑料產品的觀點，劉建國認為，除了需要耗費水電等成本，生產出來的塑料產品必定是低端產品，質量差、價格貴，而環保要求也高，因此很難有市場。更重要的是，與以淘汰落后產能為目標的供給側改革背道而馳。
外賣垃圾能否煉油，劉建國給出的觀點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此舉沒有任何意義，只是徒增額外的污染。
在劉建國看來，外賣垃圾造成白色污染的原因主要是垃圾沒有進入規范的垃圾處理系統造成的，他認為，只要進入規范的垃圾處理系統，就可以把污染降到最低。
呼吁立法先行
自2007年12月31日以來，“限塑令”實施已近10年，外賣垃圾被視為“漏網之魚”，但“限塑令”本身也充滿爭議。
劉建國認為，不能讓“限塑令”變成“賣塑令”，如果這樣只是簡單給一些商家增加了收入，但對塑料的使用量并沒有減少。
他認為，不能把成本外部化了，不能店家只管做、平臺只管賣、小哥只管送、訂餐者吃完就往垃圾桶里扔，最后外賣垃圾就成了社會的負擔。這顯然不符合“誰污染，誰治理”的環境保護基本原則。
他建議，應該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外賣平臺和餐飲商可以成立回收處理基金，按照銷售額劃給餐盒回收或處理企業。
更重要的是，推進快遞業包裝廢物進行立法，“很有必要為外賣快遞行業產生的包裝廢物進行立法規范。”劉建國說。
劉建國認為，首先是在立法層面上需要出臺一部包裝廢物管理條例，規范包括快遞包裝廢物在內的各類包裝廢物設計、生產、流通、使用及處理，德國日本等國都是這么做的。
其實，20世紀90年代，德國出臺的《包裝廢棄物管理辦法》提出，包裝廢棄物管理應按照“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最終處置”的順序進行，并設定了不同包裝廢棄物的回收目標和時限，強制性要求包裝生產商、銷售商對包裝回收共同負責。
日本不僅制定并實施《包裝再生利用法》，還致力于回收體系的建設,通過定時回收、集合中轉等方式,運輸至專門的處理中心進行再循環、再制造處理。
劉建國認為，最重要的是清晰界定垃圾分類鏈條中各方的責任，包括居民個人、公共機構與企事業單位、物業公司、各級政府、收運處理與再生利用企業，規定各方履行責任的方式，明確對不能正確履行責任方的約束與處罰措施。
孫寶國也認為外賣垃圾處理需要多方參與治理，餐飲企業需要在滿足消費者需求保證用戶體驗的同時平衡好環保問題，包裝生產企業需要在達到食品包裝安全標準的同時注意垃圾的回收處理問題，平臺方則需要平衡商戶利益的同時，鼓勵商戶使用環保餐盒。
同時各方還需想方設法教育引導消費者，讓消費者意識到重復利用餐具、垃圾分類的重要性。只有當社會各方面達到一定程度后，外賣行業所面臨的環保難題才有望得以改善，進而朝著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劉建國還建議在行業層面推進清潔生產，通過行業自律來倡導企業推行適度包裝，減少過度包裝，實施包裝環境友好和綠色無害。
“在制度層面上是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這應該算遏制包裝物垃圾增長過快的治本之策。”劉建國說。
